作为生猪养殖和消费的最大国，猪肉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而深刻的影响。为方便起见，业界习惯把生猪的生产和消费区域分为产区和销区。产区付出人力和土地生产猪肉，销区按市场价付钱买肉吃，理论上是公平交易、互惠互利，买卖完成后还要客客气气道声谢。
然而近年来却屡屡从产区传来抱怨，认为产区在产业转移中分到的是“骨头”，承受了环境压力，却因为农产业的低附加值难以在经济上跟销区匹敌。而销区却往往以买家(消费者)自居，认为自己在市场经济环境付出相应的价钱购买商品，公平合适，不应再有额外义务。
在产销区的博弈中，有少数比较有经济实力的销区陆续出台反哺政策，以保证猪肉供应的数量和品质。但在城市化、工业化大潮中，多数生猪主产区还是感觉到了被边缘化的危机感，直接的反应是提高了养殖业的准入门槛，加紧环境治理，给产业转移加压。
这场因经济、环保、土地等诸多因素造成的产销区纠葛也越来越明显地浮出水面。
产销矛盾，这是一个听上去很令人费解的概念。按照通常的理解，产和销应该是相互依存的一对。在生猪业其实更应如此，产区辛辛苦苦养出来的猪得卖给销区才能变成财富，销区的群众若是一天没有猪肉吃，估计也浑身不自在。产销之间实在是公平交易、互惠互利，按道理买卖成了还得彼此感谢一下，更别说矛盾了。
产销矛盾本身的内涵随着年代有了巨大的改变。浙江省1994年下发的一份深化生猪产销体制改革的通知里明确写道，当时的生猪产销矛盾是因为农村经济发展，养猪的人少了，城市的猪肉需求得不到满足。结果政府当时要大力促进生猪规模化的发展，指明要在信贷、税收、用地、用电、用水、保险等多方面给养猪业优惠。
时光荏苒，二十年之后，浙江省的政策已经摇身一变成为五水共治，单单一个湖州今年就已拆除3000多个猪棚，生猪存栏下降42%。而浙江已经从一个生猪主产区成为一个彻底的生猪主销区，外调猪成为了当地猪肉消费的主力。
在今天的产销矛盾中，产区对销区可谓满腹怨言，污染大，零税收，占用土地和人力，猪肉还全都给你销区的人吃去了。不过销区却都不以为然，我真金白银给了你，你还好意思怪我?
说实话，产区如今的种种不爽，其实销区大都在若干年前体会过。这种产销矛盾其实颇有中国特色，从本质上来说，这算是先富地区和后富地区的矛盾，这种矛盾，并非单凭养猪业就能彻底解决，不管是销区的反哺还是中央的统一规划，都牵涉到太多养猪以外的因素。对于养猪人而言，如何在大格局下找到自己的发展道路，显得更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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