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农业讯 2012首届中国农商高峰论坛今日在上海召开。熙可集团首席执行官朱演铭认为越来越多的劳动力被城市吸纳过去，农村务农人口越来越少。这带来了食品供需失衡的问题，应该引起重视。以下为论坛实录：

　　主持人：非常感谢John A. Quelch教授，他的时间也控制的比较好。他讲到的既有供应方面又有需求方面。下面我们来请下一位发言人。下面一位发言人是熙可集团首席执行官朱演铭先生。朱先生是中欧的校友，也是给我们的EMBA项目一直鼎力支持的校友。熙可集团公司一直为我们学校餐厅供货，我们的早餐、午餐和晚宴，很多都是来自于他们集团公司所供应的。他几年前创立了熙可集团，一开始是在供应和物流行业，现在集团业务快速扩张，覆盖了整个价值链。现在已经有了自己品牌的食品，另外他还非常好的覆盖了整条供应链，非常感谢朱先生，能够再次来到中欧。能够帮助中欧主办这样的一个高端论坛。

　　朱演铭：我觉得我在这里发言还是好象很有困难，因为又有中国人，又有外国人，但是我觉得还是用中国发言，因为有更多中国的来宾。非常感谢刚刚John A. Quelch教授的发言。他从市场上看了三农的问题，也非常感谢张部长，从政府的层面看了中国三农的改革。我觉得中国的三农改革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一会儿我会讲到一些挑战和我们所面临的一些挑战和一些体会。需要政府来支撑，在中国一定需要政府的帮助来对中国的三农进行改革。但是三农改革一定不能只是通过农业部的角度改革。如果只是停留在中国农业谈农业的话，农业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我们已经在中国农业做了20年时间，对于中国农业基础的研究工作整整20年来，我们花了1.5亿，这1.5亿到目前为止颗粒无收，没有任何的回报，这是非常难以解决的问题。我们想出来的办法是希望从政府的角度，加上市场的手一定要走市场经济道路，才可以真正彻底解决中国的农业，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政府需要进行一次助推。我想就今天中国三农的问题，发表一下自己的拙见。

　　过去50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国际资本不停寻找低成本的劳动资源。全球化从日本转向四小龙，转向四小虎，最后转向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中国获得了震撼世界的经济发展。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世界制造业中心。声势浩大的国际化给中国创造了蓬勃的机会。在这场令人振奋的工业化过程当中，中国也开创了史无前例的城市化运动。2011年，中国已经有48%的人口在城市，其中70%城市新增人口来自于两元经济下的人口转移。进行麦肯锡的报告，中国的城市人口将在15年之后接近10亿，这个增量大于整个美国人口总量。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据，每次我在美国谈到这个事情的时候，美国人是不可想象的。飞速发展的城市化和工业
化过程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同业投资和城乡统筹过程当中带来的一些挑战。这些挑战首先体现在我国的城乡差距，这个城乡差距逐渐的增加，在中国城市就是城市，农村就是农村，农村和城市在面貌上截然不同。农民和市民上在社会上的地位非常的悬殊，我们在工业化过程当中形成了二元经济格局。当时这个二元经济带动了中国的发展，这个基础就是劳动力资本，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的低下，导致了中国走上了一条国际化的道路。但是这个国际化的道路带来很多的问题，包括二元经济，城市不断吸纳农村人口，农村人口逐渐下降。一方面城市不断从农村吸纳这些廉价劳动力，城市人口快速增加，城市开始出现拥堵。我们看到在上海，从浦东到嘉定要两个小时，这是无法想象的。我去巴西，几乎我每次在巴西的出行都是直升飞机，因为没有办法走。这个城市的拥堵越来越严重，社会的活动效率下降，效率下降之后，对经济交易的成本就会上升，当经济的交易成本上升，实际上全要素生产力会下降，这对GDP是有坏处的。

　　另一方面农村的空心存的现象日趋严重，农村劳动力远离农业，一部分的农地已经出现无人耕种。我们在安徽和重庆做的两个项目，这两个项目发现的问题是很多在农村的房子已经没有人住了。但是这些房子还是属于农民兄弟们的。这些人，这些强壮的劳动力被城市吸纳过去，到了这个城市，农村务农人口越来越少。这就带来了食品供需失衡的问题，在中国的失衡现象尤其严重，这个食品供需失衡的现象，这是我们面临的第二大挑战。

　　城市新增人口嗷嗷待哺，但是农村务农人口逐渐下降。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是生活的很不错的。你们家一定有保姆，看看保姆们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们原来是在农村种地的，自给自足，现在都跑到了城市，跑到城市之后，他们吃的东西比农村吃的要好要多，同时还有他们的丈夫孩子来到城市，这就给城市带来很大的压力。这个显著的一增一减，再加上我们的经济体制是小农经济，是一亩三分地，本来就非常的低效，农业全要素生产率长期得不到改善。可耕地本来就少，也得不到有效的利用。大家是不是知道中国的人均可耕地和美国的相比，美国是中国的7.5倍，也就是说中国只是美国的1/7.5，但是中国要养活的人要多得多。这样的话就带来了一个供需上上的失衡，食品供应出现危机也就指日可待了。现在我们都在担心食品安全，我觉得食品安全都是知识分子在说的，但是底层的一些东西我们并不一定听得到。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中国食品的供需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知道，2010年的时候，中国每头奶牛年产奶量只有3吨，美国9.6吨，以色列10.3吨，我到以色列看的时候，以色列的奶牛厂，他整个奶牛1000-2000头奶牛的奶牛厂只需要11个人，这是无法想象的。中国已经变成了大豆、玉米的净进口国，大斗玉米大量的进口是蛋白的进口这是食品供需失衡的表现。随着农村人口进入到城市，中国食品上出现的危机将是我们今后十年遇到最大的挑战。我觉得这是需要引起大家重视的。

　　第三大挑战是中国出现的食品安全。我国的食品安全问题已经到了让消费者胆战心惊的地步。中国食品安全的根本问题还是中国农业体制的问题，根本的食品安全问题是中国农业体制问题。为什么?中国有8.3亿农民，1.6亿户的小农，他们在提供农产品，提供食品加工的原料，这需要多大的监管机构才可以把中国的食品安全有效的监管起来。1.6亿的小农，我们这家企业做全供应链的，我们企业就在为美国、欧洲数一数二的品牌在中国管他们的质量，我们出口产品的质量和食品安全。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们这家企业的运作模式是只跟数一数二的企业做合作，做联盟。我一共不超过12个客户，就跟美国一个企业，我要出口的集装箱，一年要上万个。我只管12个客户。中国政府要管多少客户管的过来吗?因为法不责众，当然就无法无天了。这要追溯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打了土豪分了田地，但是1979年我们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但是中国的农业体制并没有改变这些小农被禁锢在一亩三分地上，每天进行产品同质化竞争，他们的产品和服务不可能对客户有增值和差异化的可能。这注定了中国农民注定贫困。改革开放30年中国让部分的城市人口富裕起来，但是他们主要集中在城市，农村人口还是贫穷，贫富差距越来越严重。贫富差距越来越严重。这也是我要谈的第四大问题。

　　第四大问题之后就是资本的问题，资本不敢下乡，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市场经济上，我们看的是要投资要有投资回报。企业要和1.6亿的农民竞争，企业在成本上增加了土地和租金的成本，我要流转土地的话，我要付给农民租金，这给我增加了很大一块租金。劳动力的支出增加了，因为农民不算劳动力的，他在种植过程当中，成本结构上不计劳动力，但是企业必须要做。管理成本增加了，因为企业一定要管食品安全，我不可能让我出现食品安全问题，所以企业投入的所有管理成本远远大于一个成本在务农过程当中的成本。同时企业还要面对因为天气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但是相对来说我们规模大了之后，出现的亏损也就大。这就给企业在农业运用过程当中，带来了营运挫败，这是一种独特的风险，这不是一个农民所面对的挫败。企业在做农业改革当中，即使不破产，农业的回报也遥遥无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