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养猪网讯：

　　许：来之前我翻看了你写的一些散文和文章，发现你不只是一个纯粹的作家，还是一个在思想领域里非常活跃的思想者。你开始搞文学创作时，最初并没有想到拓展的范围会这么广，是吗?
 

　　韩：当然没有，最初只是写写小说觉得好玩而已，后来写着写着，就会有许多问题促发你去思考，而且小说有许多边角余料用不上。
 

　　去的，就写一些散文，而散文就需要一些思想去组织它，去保护它，这就需要思想。当然作家是各种各样的，没有一定之规。在国外，今年得诺贝尔奖的德国作家格拉斯，他就写了好多政论，写了很多有关社会有关政治的书，而且他从来就是一个政治上非常活跃的人物。还有一个拉美的作家略萨，也写了很多这些方面的文章，我们(《天涯》――笔者注)也发表过他的政论性随笔，有一篇很有意思，叫《我的儿子是埃塞俄比亚人》。虽然是一篇随笔，却有很丰富的思想内涵。再往前数，19、20世纪的欧洲作家大多写了很多文学之外的哲学，而且我们古代的文学家也是如此。比如说苏东坡，他是海南最熟悉的作家了，但苏东坡其实是一个大的政治家，写了很多策论，给皇帝写改革方略这种文章。而现在的作家就是写一些小说、诗歌，但这也是一个短暂的现象，局部的现象。
 

　　许：我所知道的您的作品，就是您翻译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当时，这本书的影响的确也很大，您是怎样发现这本书的?最近我看有关介绍，您又翻译了一本书。
 

　　韩：是的，翻译了一本葡萄牙作家的书，这个作家相当棒，叫费尔南多・佩索阿，当然他已经死了。我前年在欧洲的时候，到处都在谈他，开了不少的研讨会，报纸上也在整版整版地评价。这个人死后很长时间都没有什么名，就是在这些年才重新发现的，中国的读者可能不太熟悉这个人，我也问过北大搞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翻译的教授，他们也知道这个人很优秀，但在翻译的时候就忘了。按诺贝尔奖的评选办法，死了的人是不能参加评选的，而去年得诺贝尔奖的就是一个葡萄牙作家叫萨拉马戈，他说他沾了佩索阿的光，因为人们从重视佩索阿，所以也重新关注了葡萄牙，于是萨拉马戈就在去年得了诺贝尔奖。《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是我到美国的时候朋友给我介绍的，看了一些他的作品之后，觉得中国读者特别需要知道他，因为他写的情况同中国很接近，当时捷克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后来从我那本开始，中国把他的作品陆陆续续地翻译了大概80%～90%。我译的都是一些小国家的作家，像捷克作家、葡萄牙作家。我们国家做翻译的人往往看重的是诸如美国、法国这样的大国，但并不一定是大国才出好文学，小国也有需要中国读者去了解的作家。
 

　　许：在一些文章中，我很刻意地关注到你对传统和现代关系的论述，这是不是现在新左派和自由主义论争反映的一个方面?
 

　　韩：它也牵涉到这样一些问题，比如说所谓的自由主义(当然这个命名有简单化的倾向，也不一定准确，我写文章也尽量避免这样的命名)崇尚的是一种进步主义，就是世界是不断直线进步的。其实进步主义不光是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也是进步主义的，因为马克思说人的历史有五个阶段，一个阶段比一个阶段进步，最后进步到共产主义，也是一种直线前进的形式。但“进步”所带来一个问题就是新的比旧的好，现代比传统好，所以说不管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基本上都普遍注重这种观点，甚至成为我们潜意识里的思维定式：对“新”的崇拜。但这种进步仔细分析也有问题。比如，你说三陪小姐是传统是现代?再比如旅游文化，黎族老乡现在已经不住那种房子，还要造一些那样的房子让他们住进去，这是传统还是现代?不是说传统和现代在一切的地方都没有区别，但是在很多地方，你会发现传统和现代不是简单地能够分为两种东西的，传统中有现代，现代中有传统，所以说简单地按80年代确立的这种以现代反传敢想，这种天不怕地不怕，没有约束，没有上帝的控制，你也可以说是一种活力的表现。什么麦当劳，卡拉OK，学得可快了，这中间有很多负面的东西，有很多不该学或者学了不好的东西。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无法无天”。无法就是没有法制，无天就是没有宗教。仅有的一点佛教、道教也很容易变成一些吃喝玩乐的东西，是一种很实用的送子娘娘、财神爷等等，而没有真正的宗教。当然你也可以说这一点使中国人很有活力。这是两方面的东西，到底在将来会起到哪一种作用?
 

　　许：这三十多年来，知识分子能说真话这一方面有了很大进步，比较具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开始多了起来，应该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很缺少独立的精神，无论是在思考问题还是在学术研究方面。
 

　　韩：我很同意你的观点，中国知识界的表现确实不是很好，无论是他们做学问做研究的才能还是他们的人品方面都缺乏很多东西，甚至连普通老百姓都不如。你到大专院校去看一看，很多教授、讲师在干嘛，像个知识分子吗?甚至我们到中小学去看看，老师们都在干嘛，他们在认认真真地教孩子吗?我们的许多媒体中，这么多知识分子在干嘛?
 

　　许：是不是这十多年来，你也在极力营造一个说真话的氛围，从《海南纪实》到今天的《天涯》?
 

　　韩：我们只能是做你想做的事情，你没办法估计这样做有什么效果，就是只问耕耘不管收获。人在历史面前是非常渺小的。有的父母连儿子都改变不了，你还想改变社会?《海南纪实》发行了一百多万，《天涯》也有一定的影响，但这样就能改变多少吗?有时候你真不能有这样的奢望，而只是说这个事我愿意做，我觉得是应该做的，我就去做，至于说能否产生效果，天知道。
 

　　许：你是怎样看待企业文化的?
 

　　韩：我写过一篇文章，提到一个观念，是说“更加看不见的手”。搞经济的都知道有一个“看不见的手”是指市场，我就说有一个“更加看不见的手”，就是文化。因为市场是文化塑造出来的，比方如现在的很多品牌，品牌是什么?为什么这包烟卖四块钱，有的品牌的烟就卖四十块钱?它真值四十块钱吗?它就是一种品牌。为什么大家都认这个品牌?这就是很多文化的因素包括传媒广告包括电视新闻文学都在制造新的需求。你说市场讲究供需平衡吧，供需关系决定了价格，决定了市场的运作，问题是这种需求是怎么产生的?传统的古典经济学以为需求是人的天然的本能的要求，比如说吃饭。吃饭肯定是天然的本能的，但是我吃汉堡包还是吃牛肉拉面，这种需求就不是天然就有的，而是一种文化塑造出来的。再比如我打高尔夫，我本来有这种需求吗?没有，但为什么大家要趋之若鹜地去打高尔夫，就是一种文化塑造出来的。如果人真是本能的天然的，人就会像动物狗猫牛，几千年几万年它的需求都不会变，它们会去打高尔夫吗?当然不会，因为它没有文化。又比如说大哥大，有些中学生也带着大哥大，你说他有什么需求，他根本不需要，他和谁打电话呀?也挂着大哥大，他是为了一种荣耀，一种进入某种阶层的身份，这就是一种文化观念。这种文化观念通过各种各样的传媒灌输到他脑子里去，然后就产生一种新的需求。所以我们说看不见的手后面有一个隐藏着的更加看不见的手，这就需要我们研究文化，你只有把文化研究出来，你才会知道我们市场的需求是怎样变化的。很多人做曲线、研究图表研究我们一天能吃多少饭，一天能穿多少衣，用这些东西来指导我们的经济，远远不是这么回事，你以为人就是简单地吃几顿饭穿几件衣吗?有的人一买车就买四辆，他有四台车的需求吗?有的人在新加坡那么热的国家她买貂皮大衣买八件，她有这种需求吗?这都是文化造就的一种市场需求。所以说现在搞经济的人最好还得研究文化，否则就处于一种半盲状态。亚当・斯密就回避了这个问题，没有把这个问题说透。他就说人天生有一种个人利益最大化。问题是不同的文化对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理解是不同的，对利益的看法不一样。伊斯兰教的人认为这是我的最大利益，但基督教的人就会认为这不是我的最大利益。再比如一个人认为尊严是最大利益，要我丧失尊严去讨五块钱，我是绝对不干的，但另一个层次的人就认为尊严不值钱，能讨五块就讨五块，他们对利益的理解就是绝对不一样的。你说个人利益最大化，首先就要人都照一个模式去行事，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不同的文化模型下人的行为就会不一样。人因为文化的构成不同就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经济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