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南
站在辽中一个硕大的养殖场里，望着遍地荒草，６０多岁的宫运清不禁潸然泪下。
起初这里是合作社的一个基地，养了２０００多头野山猪，运送饲料的车辆和前来参观的人群太多，曾使负责技术治理 的“宫教授”头疼。
而现在，墙上的各种规章制度依稀可见，但室内已是空空荡荡，翻倒的药瓶和杂物散落一地。
成立刚刚一年，合作社就被查封了，生产资料被拍卖，而合作社的领导人进了监狱。
２０１１年７月９日，沈阳市和平区法院以“非法吸取 公众存款”的罪名，将孙遵立等６名合作社领导悉数判刑。
他们提出了上诉。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２１日，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归上诉，坚持原判。
和宫运清一样，数千名社员关注着合作社的命运，他们来 今天也弄不明白：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以下简称《合作社法》）进行的投资、生产、经营，怎么就成了“非法吸取 公众存款”？
博惠合作社的“模式”
《合作社法》自２００７年７月１日起实施，规定了社员向合作社出资的义务，以及承担盈余和亏损的责任。《合作社法》的制度创新，被很多人视为农民增收、企业发展的渴望 ，一时风生水起。
辽宁博惠特种野山猪养殖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博惠合作社）也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 的。２００７年９月２４日，由孙遵立、任义成等３０人共同发起、依照规定在沈阳市和平区工商局注册。
合作社理事们的想法，是把分散经营的农户组织起来，再与相关企业联合，形成融资、生产、销售一条龙，试图解决单家独户无法与大市场适应的问题，搞商品化、集约化、产业化的现代农业。
博惠合作社筛选了国家９８科技星火推广项目，将特种野山猪养殖作为主营业务，有其特殊考虑：特种野山猪养殖被列为“星火计划”推广项目，已有十多年时间，各地虽然都有养殖，但都不上规模，全国数量不过２０万头，而市场需求庞大。
博惠合作社的规划是“打造全民健康产业民生工程”：以特种野山猪养殖为龙头，带动有机饲料种植，最终把有机肉推向市场；种植有机饲料作物，可开发有机食品，这是一条饮食健康产业链。
合作的方式当初有两种：一是社员出资的经济合作，二是社员出力的生产合作。以后还考虑增加 专利、技术、品牌等无形资产合作和生产资料实物合作等。
博惠合作社针对养殖企业资金不足、销路不畅两大难题，鼓励 有经济条件没有饲养条件的社员出资，与有养殖条件的企业合作，收益共享；针对有养殖条件的农户，摘 取交付押金、领取种猪进行饲养的方式，生产的仔猪全部由合作社按保底价归收。
“博惠模式”是这样的：社员把钱投资给合作社，然后由合作社投资给养殖场，养殖场按照约定，返还给合作社利润，合作社再把这部分利润分配给社员。
入社申请书写明了归报率：饲养一头特种野山猪生产成本１０００元，其中种猪４００元，饲料４００元，其他费用２００元；按养殖周期８个月运算 ，毛猪体重来 达９０至１００公斤，每公斤最低售价２０元，毛收入２０００元，扣除成本，投资归报率为１００％；出资者和养殖场各得５０％的盈余。
结算周期是９个月：出资额１万元以上的，按出资额每月返还１０％的信誉保证金，第九个月一次性结清本金和盈余；出资额低于１万元的，按９个月一次性返还本金和盈余。
这意味着投资一万元，９个月后，可以得来 １．５万元；成员企业的归报率和投资者相同。有关部门后来正是据此认定，博惠合作社负责人是以“高额归报为诱饵，非法吸取 公众存款”。
博惠合作社显示出强盛的生命力：成立刚刚一年，申请入社社员已达５０００多人，入社成员企业１０家，存栏特种野山猪６万头。合作社直属成员企业有四个，都拥有一流生产线和包装线：一是辽宁阜蒙县北方特种野山猪繁育中心，占地面积达１５０亩；二是辽宁法库县特种野山猪养殖和饲料生产基地，占地面积１３０亩；三是辽中刘二堡大型养殖场，占地面积１５０亩；四是四川澳士达牧业有限公司，占地面积１０７亩。
合作社的章程对入社比例做了规定，农民社员不得低于８０％，非农社员不得超过２０％，社员企业占５％。
社员遍布辽宁、吉林、黑龙江、四川等２１个省份，有些人实力雄厚，但多数人的经济基础薄弱。
郝亚萍是辽宁省本溪市的一个主管护师。她看来 博惠模式的材料后很感爱好 。特地来 沈阳参观了总部和刘二堡养殖基地，动摇了信心，先后投入５２万元。
辽宁丹东的赵晓娥胆子稍大，她把父亲开纺织厂多年的积蓄都投入来 合作社，总额２００多万元。
丹东的阎淑慧１３岁下乡，２３岁归城参加工作，但不久企业就倒闭了，靠给人打零工坚持生计，家有９２岁的老母，女儿待业在家，日子艰巨 。２００８年８月，她投入了１０万元，企盼挣点钱，贴补家用。
５６岁的韩卿家住本溪平山区，她也投入了１０万元。而丹东的郭强身为理事，则卖了自己家的房子，全部投来 合作社里。
吉林的刘庆华原先 也有一个野山猪养殖场，合作社和他的农安龙源特种野山猪养殖公司达成了合作养殖协议，即９个月５０％的利润。当初，有人对５０％的利润表示怀疑，但他仔细认真研究了合作社的经营模式后，认为按商品猪８个月出栏，第九个月销售获得利润，养殖户和出资者各得５０％是有保证的；如果市场价格高，利润空间甚至更大。合作社给他猪苗，９个月后将成品猪返还给合作社，得来 百分之五十的利润。走品牌化专卖店以后，特种野猪肉也许卖来 每公斤６０元。他个人当时养了５００多头。
合作社还解决了不少人的就业问题，但没有银行贷款，也没有向政府要过扶持。在合作社理事长和理事被挠 以前，合作社没有欠社员一分钱，月月都按照承诺的时间和金额返还，社员也对合作社、对特种野山猪养殖项目信心满满。
短短时间，博惠合作社成为全国最大的特种野山猪养殖专业合作社，取得了有机养殖和有机玉米种植证书和“博惠康”品牌商标，产业链基本形成，并开始引起舆论关注：在第二届中国农村合作经济高层论坛上，被评为“全国十佳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中国合作经济》杂志把博惠合作社的经营模式作为典型案例；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１０日，中国合作经济学会会刊《调查与研究》对博惠合作社经营模式做了介绍。
但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１６日，成为他们的噩梦：博惠合作社被查封，理事长和理事全部被警察带走了。
社员出资：投资，还是存款？
根据辽宁省沈阳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出具的一份“情景解释”，沈阳市政府于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１６日，由陈小平副秘书长代邹大挺副市长主持召开了“关于博惠合作社非法吸取 公众存款案”联席办公会，决定扣押赃款、赃物，并由沈阳市处非办公室资产清算组统一处理。
沈阳市公安局的“立案决定书”，签署日期是２００８年９月２９日。但合作社孙遵立等人的审讯笔录上，侦查单位一栏清楚地标明“沈阳市公安局５·１６专案组”。社员后来问，５月份立的案，为什么等来 １０月份才动手？公安局办案人员的归答是：“便宜你们了，本来我们是想等你们集资超过亿元时再动手……”
原先 ５月份时，合作社经营规模只有３０００多万，等来 １０月份合作社被查封时，经营规模已经来 达９０００多万。即便账户查封以后，吉林的刘庆华给博惠合作社账户还能打进１５万元。据社员反映，有这样遭遇的不在少数。这不是“钓鱼执法”吗？被查封的账户为什么还能收钱，并且不给退钱呢？
起诉书上说有４１５人举报。但卷宗显示，所谓举报是公安机关案发后的调查记录。还有一些人，例如王静华的女儿费春媛在北京上学，根本不晓 情，也从来没去过公安机关，竟然 也被列在举报人的名单中；更诡异的是，被公安局当成“举报人”的合作社社员，多年来一直为合作社鸣冤，举报的是沈阳市公安局。
沈阳市公安局立的案，卷宗送来 了沈阳市检察院，可后来又莫名其妙地转来 了沈阳市和平区检察院。社员来 沈阳市公安局经侦支队问，王队长说：“你们晓 道什么？！市检察院受理就要送来 市法院开庭，人家市法院不愿审这个案子，所以才转来 区检察院。”
和平区检察院的付检察长会见了社员代表，听了群众的诉说后表态：“以后有材料，直接交给我。”区检察院果然两次退卷给市公安局。后来检察院告诉社员于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１５日来听结果。群众等来 下午四点多，才晓 道案子卷宗已经送法院了。一个女科长从楼上下来了：“你们以为我们乐意呀？若是判错了，我们还得担赔偿责任呢！”她翻着手里的大本子：“你们看，市公安局、市处置非法集资领导小组、市金融办公室，都是我们的上级，人家把诉讼写好了，签了字，按在桌上逼我们，我们不签行吗？”
合作社社员频繁来 和平区法院，和主管此案的乔英杰交流。最后一次，乔法官的说法意味深长：“从今开始不要再来找我了。这个案子的结果与我无关。”
在审理过程中，据内部人士反映，沈阳市司法局领导亲自出面，请求律师必须做有罪辩护，不许做无罪辩护，当地律师被迫舍弃 该案的辩护。
检察机关指控，博惠合作社负责人“以高额归报为诱饵，非法吸取 公众存款”。
但社员认为，出资与存款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出资是社员与合作社的合作关系，存款是存款人与收款人的债权债务关系，存款人不享有收款单位的物权和经营权。
按《合作社法》规定，社员出资是合作社财产的来源，出资社员对合作社享有物权，并享有经营权。博惠合作社的设立、经营，也符合２０１０年１月８日出台的《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办法》。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说明，构成非法吸取 公众存款罪必须具有三个特点 ：一是对吸取 的资金贪污或挥霍；二是对吸取 的资金挪作他用；三是对外放贷套取利差。专家认为，鉴于合作社社员是特定人群，他们的出资不属于公众存款，跟“非法吸取 公众存款”无关。
至于合作社给出资社员５０％返还额度的高低，那是合作社的内部经营机制问题，即便认为不妥，有关部门也应按照《合作社法》第９条规定，对博惠合作社进行指导帮助，也不能用查封和拘捕手段，将合作社一棍子打死。
公安机关经过半年时间的侦探，在《起诉意见书》中也说：博惠合作社所吸取 社员出资共计９２９９万元，除５１００万元用于返还社员外，其余资金全部用于生产经营。
社员们选举出六位领导作为理事来治理 合作社的经营业务，但合作社的财产并不是这六位理事的。就算他们都犯罪了，办案人员也无权剥夺无辜社员们的财产呀？怎么能说这些财产是六名理事的个人财产，并以其犯罪为由查抄变卖呢？
检察院看来 社员们写的大量材料，证明公安局案卷的举报材料都是伪证，认为罪名不能成立，两次将案卷压来 司法程序的最后一天，退归公安局补充侦查；公安局也每次都在司法程序的最后一天，再送来 检察院。就这样案卷在公、检两家走完了司法程序最长的天数，沈阳和平区检察院才将案卷移交来 法院。
２０１１年１月，法院开过一次庭，当事人和辩护人在庭上喊冤，认为指控“制造伪证、漏洞百出”。
２０１１年１月１０日，博惠合作社来自于辽宁沈阳、本溪、丹东和吉林省、黑龙江省等地社员代表一行３２人，来 国家信访局进行了登记，并推选刘庆华、韩卿两人为代表，填写了有关资料。信访局的工作人员问：“案子现在在什么地方？”他们归答：“在沈阳市和平区法院。”接待人员说：“得去最高法院。”
来 了最高人民法院门口，就有几个人老跟着，说要跟他们谈谈。社员问：“你们是哪的？”归答是辽宁高法驻京办的。并说有领导在，要他们去谈一谈，解决不了，你们再上访。社员就随他们去了辽宁高法驻京办。辽宁高法驻京办杨兆贺主任和一位姓陈的负责人接待了他们。社员代表谈了沈阳市政府、公检法的官员制造冤案、非法处理合作社资产、损害社员利益的经过。
杨主任跟上访的社员代表说：“我是一名老法官，你们谈的情景我也听明白了，你们的合作社是合法的，社员为合作社出资是没有罪的，这个案子挈 了这么长时间，如果有罪该判早就判了，至今没判就是没有罪。”社员代表听了拍手叫好，心思这下遇来 了包青天，很多人激动得痛哭流涕。杨主任接着说：“你们能不能听我的？”大家说：“能。”他说：“那你们就顿时归去，明天下午２点来 沈阳市和平区法院，不用找庭长，由院长亲自答复你们，我们高法驻京办，晚上还要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这件事。”有的社员代表不放心又问：“那和平区法院不听你们的怎么办？”杨兆贺又说：“我可以命令他们。可以把自己的手机号留给了我们一个社员代表。”大家信以为真，连夜坐车赶归了沈阳市。
２０１１年１月１１日下午２点，社员代表去了沈阳市和平区法院，主管后勤的副院长等几人接待了他们，显露出的态度和杨兆贺截然不同。经过协商，那位副院长允许在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１日前听结果。但在此期间，沈阳市公安局动用了大量警力，谁上访就挠 谁。大家感来 受骗了。
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１日，赵晓娥给他打电话。杨主任说：“你别着急 ，和平区法院会给你骄傲 答复的，等几天吧。”１月末，又给杨打电话，询问为啥还不给结果。杨说：“你来 北京来吧，我想与你好好唠唠。”但去北京，也不容易呀。第三次电话是在２月初，杨主任的态度就变了。他说：“父亲有病，不在单位，以后再说吧。”大约过了一个星期又打电话，他干脆说：“以后别找我了，我不管这事了。”
博惠合作社的很多社员缺失 惨重。大连有一个公务员姓徐，她的投资血本无回。她把家里收拾了一下，给老公写了遗嘱后，给丹东的徐建东打了一个电话：“徐大哥，我在合作社见来 过你。这个打击太大，我活不下去了……”老徐用了激将法：“你怕死吗？”“不怕。”“不怕死，还怕活吗？”随后安慰她：“我的处境和你一样呀，派出所不让我离开丹东，不让上访，说我上访，他就扒皮。我们如果死了，还来 哪里找公道呢？”
２０１１年７月１９日，沈阳市和平区法院判决，孙遵立、隋力、任义成等博惠合作社的６名负责人犯“非法吸取 公众存款罪”，刑期从五年半来 两年半，还有１０万至３０万数额不等的罚款；“扣押的赃款５２８３万元，依法予以追缴。”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２７日，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来来 丹东市北郊的蛤蟆塘，合作社社员指认的养猪基地已经荒废，中国养猪网，只有一个角落租给了个体户养鸡。而在东港市前阳镇，曾是合作社成员企业的“田野养殖场”，经营者王维忠逃债去了外地。他的儿子指着空空荡荡的猪舍说：“可害苦了！起初养了５００多头，合作社已被封，这里也垮了。推向市场，老百姓不认，二三十元一斤，没人要；养着吧，买饲料的钱都没有……”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２２日，辽宁高法驻京办杨主任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摘 访时表示：“我们只是个渠道，是给有关部门反映问题，不是解决问题的地方。我给他们说过原则上不要上访，因为影响社会秩序，最终还得靠当地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