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0日到22日，记者跟随浙江省江山市政府相关人员和4位生猪养殖户，北上内蒙古科左后旗考察，并见证两地签订养殖合作协议。
 

　　从表面看，这只是一次“南猪北养”的尝试。但当我们把这个微小的事件，放到中国绿色发展和浙江“五水共治”的图景里观察，江山人的这趟北上之行，或将改变全国生猪饲养的版图，使种养殖业与自然环境更加相得宜彰。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是永恒的命题。江山的尝试，无论是对产业发展还是环境保护，都具有示范意义。

　　再平凡的群体，也有改变历史的可能。

　　6月20日，文质彬彬的江山市副市长徐文，带着4名黝黑、粗犷的生猪养殖户，怀着期待和想象，飞向北方的一片辽阔土地。

　　2200公里之外的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是他们此次北行的目的地。在距科左后旗最近的沈阳桃仙国际机场，当地招商局局长仲伟德，已热忱地迎候着他们到来。

　　这是一个大胆的决定：养了一辈子猪的江山养殖户，经市政府牵线搭桥，决定北上内蒙古去养猪。“南猪北养”历史就此拉开了序幕。

　　机场里的特殊组合：

　　副市长和养猪户

　　梅雨季的杭城，潮湿而闷热。

　　20日上午10时30分，记者赶到杭州萧山国际机场，看到了一个“特殊”的组合：安静坐着看书的徐文，和用家乡话热闹交谈的养殖户们。时不时，他们会毫不客气地打断徐文，问他行程的细节安排。

　　若时光倒流几年，这样的画面绝不可能出现。力度空前的养殖污染整治，曾把分管农业的副市长徐文和养殖户，放到了彼此的对立面上，相互见面已说不上愉快，更不用说一路同行了。

　　在山清水秀的江山，勤劳耿直的人们，用30多年时间，壮大生猪养殖业，这里也成为浙江传统生猪养殖和调出大县之一。

　　然而，这种千家万户搞养殖的粗放模式，虽然鼓起了部分百姓的口袋，却让当地的生态环境不堪重负。大约5年前，当地人称“大水缸”的碗窑水库，水质几度出现不稳定情况。2012年6月，江山市委、市政府痛下决心，关停库区所有养殖场。次年6月，又借全省“五水共治”之机，在全市继续开展养殖污染整治。3年来，当地共有8446家养殖场关停或退养，年生猪饲养量从200万头减至95万头。

　　“这个过程，极其痛苦。”徐文说，作为分管副市长，本应呵护扶持养殖户，但为了生态环境修复和更多百姓利益，不得不亲手关了低小散、脏乱差的养殖场，“关停退养后的最大问题，就是退养户的转产转业和持续增收，政府不能置之不理。”

　　在做好退养户就业培训的同时，徐文发现，江山人不仅有养猪经验和技术，更有着特殊的情结。这次整治后，不少退养户和养殖户希望向外寻找新的地方继续养猪，但和浙江相似，邻近的江西、福建和安徽等地环境容量都有限，不适合继续发展和扩大生猪养殖业。

　　就在他们焦虑时，今年4月，农业部下发《全国生猪生产发展规划(2016-2020年)》，让江山人看到了希望。这个《规划》，将全国各地划分为重点发展区、约束发展区、潜力增长区和适度发展区，其中，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和江苏、浙江、福建、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等南方水网地区，因环境承载能力有限，被列为约束发展区。

　　“这意味着，就算不为‘五水共治’，浙江生猪养殖减量和控量也势在必行。”徐文说，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北方四省，和云南、贵州南方两省，被列为潜力增长区，预计年均饲养量可增长1%到2%，成为我国猪肉产量增加的主要区域。

　　“我们或许可以走出去!”徐文突然灵光一闪。很快，“江山人想要走出去养猪”的信息，通过江山市农业局，传递到了贵州、内蒙古等地。不久，内蒙古和贵州两地的招商人员相继来访。科左后旗招商局工作人员李雪峰，更是“潜伏”江山达数月，想把当地养殖大户请过去。双方一拍即合，就有了萧山国际机场里的这一幕。

　　徐文还特邀江山市农村商业银行副行长张德建同行，“发动金融机构支持养殖户走出去”。不过，养殖户们始终有种担心：科左后旗真的适合养猪吗?

　　“先去看看再说”，54岁的巫忠孝说，“最重要的，就是猪尿粪的土地消纳问题。就算出去养猪，也不能污染别人的家园。”就这样，带着纠结、期待和迷茫，他们上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