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岁的香港富商李嘉诚向传媒披露了他对财产的分配方案后，再次引起了人们对富二代问题的关注。在这个问题的背后，有艳羡与“富不过三代”梦魇的并存，后者寄托着企业家基业常青的夙愿。在这方面，封建统治阶级同样进行过艰苦的探索，比如唐太宗对富二代问题的思考。鉴于秦、隋王朝至二代而亡的教训，唐太宗对“家业”传承所做的类似于两权分立的制度安排，在今天看来仍不乏警示意义。
 

　　探求“子孙多乱”的原因

　　在封建体制中，开国君主犹如创业老板。当政权基础基本稳固之后，开国君主往往就要考虑基业传承的问题，希望永远保住家天下。唐代实际的开创者李世民也不例外，甚至考虑的更早。作为被他推翻的隋王朝短命历史的见证人，李世民从天下初定之后就开始考虑创业难还是守业难的问题。

　　贞观十七年，唐太宗有一次与侍从的大臣们座谈：“从古以来开创基业的君主大致都能励精图治;但是到他子孙手里，往往会发生祸乱。这是什么缘故?”司空房玄龄的回答是：“幼主生长在深宫之内，从小过着富贵的生活，不知道民间疾苦，对涉及国家安危的大事不敏感，所以决策多有错乱因而引起祸患。”而李世民则认为，“子孙多乱”的情况在一般的“官二代”、“富二代”那里同样存在。他说：“这些子弟多数无才无德，靠祖父、父亲的资荫就能做上大官。加上他们不注意修身养性，奢侈放纵”，不仅不能尽职尽责，反而会制造麻烦。李世民举了一个例子：隋炀帝念及开国功臣宇文述在自己当晋王时立下的功劳，把他的一个叫做宇文化及的儿子提升到高官显位，授他为太仆少卿。可是这个宇文化及后来因违反禁令而获罪，被赦免后还图谋不轨，竟鼓动兵变将隋炀帝杀害了。

　　从这段历史可以看出，李世民已经认识到，“官二代”、“富二代”在传承父辈基业中发生的乱象并非是孤立存在的。如果说君主相当于企业的所有者，臣下相当于职业经理人;那么哪一方的后人出现问题都会将已经建立起来的基业毁于一旦。我们不能否认其中有李世民推卸责任，向臣下施压的成分;但是他能够认识到“君”“臣”的后代在传承中的相互影响，含有集体接班思想的萌芽，仍然是难能可贵的。事实证明，李世民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就是这个房玄龄，李世民把自己的女儿高阳公主许配给了他的儿子房遗爱;房遗爱后来因为与亲兄弟争权夺利，竟和高阳公主一起试图谋反而被诛杀。

　　当然，两相比较，其中起主导作用的还是在“幼主”一方。正因为如此，有个叫岑文本的中书令大臣将“子孙多乱”的问题推回给了李世民，他说：“君子能够感恩戴德，励精图治;像宇文化及这样的人都是小人，往往反复无常。君主只有重君子而远离小人才对。”李世民不能不承认这个意见的正确。也就是说，“子孙多乱”的原因除了君主自己的子孙不争气之外，用人不当同样遗祸无穷。
 

　　以两权分立解决传承难题

　　虽然“子孙多乱”的趋势几乎不可逆，但自私惯性仍然使得基业的开创者常常将基业传之于子孙。李世民似乎开明一些，在“分家产”方面没有忘记让异性功臣分一杯羹;但是他初始依然想让诸王们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永继经营，也就是让“子弟及功臣世袭刺史”。

　　刺史相当于现在一个市的“一把手”或者企业的CEO。